我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旨趣(ZT朱富强)此文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其人10余年笔耕不辍,令人敬佩

2010-11-08 00:00

我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旨趣

作者: 朱富强

本文选自笔者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反思”系列丛书所写的“丛书自语”

笔者的学术生涯并不长,原初的人生规划中也没有学问追思这一项,因为儒家历来崇尚立功、立德,而立言则等而下之了,深受儒家熏陶的我自然不能免俗。但是,由于笔者生性木讷,不喜应酬,既不附中山狼,也不就阿堵物,因而在博士毕业后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还是进入了高校、踏入了课堂。也正是自入高校那一刻起,笔者就决心以追求知识、探索学问为己任,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寄托在思辨的追寻之中;希望能够踏寻孔老夫子的人生轨迹: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难以企及而又是读书人不忍舍离的自由王国境界。基于这种旨向,近年来,笔者几乎把所有能够支配的时间都用于经典著作的广观博览和基础理论的深思苦索上,希望通过对古典文献的系统梳理来与古之仁人进行不断的神交而逐渐提高自身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也正是由于长期的静坐以及其他的生活压力,以致身体状况已渐感不支;但是,笔者固然“不是为学术而生”,而今却“宁愿为学术而死耳”,“为往圣继绝学”乃中国知识分子之传统和本职。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在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以及极其边缘化的学术环境中,笔者花了几乎全部的十年时间对自身所读、所思、所悟的东西作了梳理和总结,完成了一系列的专著;而这一套丛书起步最早、跨度也最长,其他一些著作也是从这一系列中分离出来而单独成套的,这里对本丛书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感想作个说明。

一、笔者的研究思维和理论体系

笔者相信,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的真正发展最终要走交叉和契合之路,这就必须尽可能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所积累的丰富思想;为此,这几年来,笔者埋头于对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梳理和契合工作,也正是经过这几年对大量文献的艰苦耙梳,大体形成了以协调为基本视角的社会认知思维和理论分析框架。在笔者看来,社会发展将从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状态向有机团结状态演进,这也是分工半径逐渐扩大和深化以及劳动协作日益和谐的过程,其关键是分立的劳动之间的协调水平是否能够获得不断的增进;当然,在短期的演化过程中,由于受现实中各种异化力量的影响,社会发展也可能发生内卷化倾向,从而导致社会出现失范、分工陷入无序的状态。因此,笔者矢志于协调机理及其变异形态的探索,努力发掘协调机制演化的一般趋势以及导致异化发展的社会因素。当然,基于协调视角可以分析的领域非常广泛,既可以是对微观组织(如企业)内部运行机理的探索,又可以是对宏观社会发展协调机理的思考。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笔者主要涉及这样几方面的领域:人类行为机理、组织运行和治理机理、财富创造和生产机理、资源配置和交换机理、社会分工和合作机理、社会秩序扩展及可持续发展机理等;这个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初步体现在笔者以博士论文为主体的《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最近几年则着力于从几个方面展开更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十几部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

就人类资源的创造和配置机理而言,笔者试图把资源(财富)的创造和配置统一在单一理论体系之下。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关注财富的增长和资源的创造,从而深入探究了分工和合作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抛开了这一诉求而将资源看成既定的,并从效用最大化角度局限于资源的配置问题。即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貌似回归到了财富创造问题,但与古典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差异: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劳动的有效配置,涉及到分工机制问题,而这又与社会制度有关;相反,凯恩斯经济学的财富创造完全建立在外在资源的投入上,很少考虑既定资源之间内在的配置机理及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更少涉及制度性安排。正因如此,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创造这两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割裂状态,因而这两者的统一就是当前经济学面临的主要课题。其实,就短期而言,由于受人类使用能力的限制,资源可以被看成是既定的;但长期来说,随着人类使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又是不断增长的。因此,人类的关键课题就在于,如何不断提高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这就涉及到如何配置人类有效的劳动时间问题。一般地,如果不把财富或价值的创造视为孤立的,而是在一个协作系统中考虑社会迂回生产的价值创造问题;那么,即使基于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路,我们也需要考虑投入劳动到凝结劳动的转化,以及考虑劳动之间的协作状态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为此,笔者以协调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不但分析了组织内部的生产协调,而且阐述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流通协调的意义;正是基于协作系统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把资源的创造和配置统一起来。当然,在协作系统中,由于价值创造是各类劳动合力协作的结果,在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就衍生出一个分配问题;而基于各类劳动及其所有主体的地位和力量不同,那么,在社会化价值创造过程及其随后的分配中都可能出现的异化和剥削现象。基于这种分析思路,笔者已经出版了《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和《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两本专著:其中,前者探究社会财富创造的一般原理,后者探究财富创造与应得权利之间增长速度和方向相脱节的现象和原因。

就微观组织的运行和治理机理而言,笔者试图把社会组织当成一个协作系统并从协调机制的演化角度加以剖析。显然,这是以组织(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为基本分析对象,以协作系统的演化轨迹为基本观察角度,以从本质到现象为基本研究思路,以探究组织的本质及现状为基本研究内容,以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力量对比的考察来阐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将协调机制的演进、分工的深化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特别是反思了现实组织过于注重监督和克制而忽视协调和合作的的结构安排。相反,目前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却具有这样的特点:1.它基本上都仅仅着眼于企业运行的外在表象,对企业组织、扩张、治理以及产权结构的分析都是基于力量博弈的考虑,并试图从市场交易成本的静态比较中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从而不仅没反映企业组织从其他生产组织演化而来的史实,也没为企业的运行机理提供真正的认识以及可操作的建议;2.它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思维,不仅把企业视为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且,把雇佣工人以及管理者都视为外在于企业,从而没有真正打开企业黑箱,没有分析企业内部真正的运作和生产过程;3.它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思维而仅仅考察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与市场契约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致当前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可见,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不仅没有揭示企业的实质,更也就没有真正去剖析现状偏离本质——即企业组织本身发生异化——的原因,而是想当然地把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存在视为合理;因此,尽管当前有关企业的理论和分析视角精彩纷呈,但由于它并没有为观察企业现状提供一个合理支点(而非基于纯粹假设之上的参照系),从而基本上都无法真正预测企业组织的走向,也无法提高对企业的实质性认识。

为此,笔者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逻辑,分别考察了企业组织中体现协调本质的协调收益和体现控制表象的转移效应,从这两个视角分别剖析了企业组织的运行状况以及相应的效能和效率,并基于协调的视角探究了企业组织内部的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套80多万字的上下卷的《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已经在2004年左右完成;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费而迄今依旧无法出版。随着对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的完成,笔者希望有机会对企业簇群内部的合作和竞争机制作更深入的剖析,也希望有机会对组织内部的文化伦理做更深层次的揭示;同时,在计量实证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簇群企业、网络企业以及家族企业的适应环境、治理特点及其相应优劣等多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当然,从协作系统的角度看,家庭组织、国家组织等与企业组织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并遵循类似的演化轨迹;因此,除属于传统经济学领域的企业组织外,笔者还进一步思考了家庭组织和国家组织。事实上,《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作用勘定:作为协作系统的国家和协调者的政府》和《婚姻和家庭的协调经济学分析:家庭组织的行为特征及其功能演化》这两本书稿也早在2004年左右就开始酝酿、构思,并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各撰写10多万字的书稿;不过,由于后来兴趣的旁移,这方面的进程一直停顿着。[1]

就社会秩序的扩展机理而言,笔者主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挖掘促进秩序不断扩展的伦理基础。其实,对国家组织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要对社会这一大协作系统进行分析,要对这个大协作系统中的协调特征和治理特点进行考察,特别是,要挖掘促进社会秩序扩展的基石,并以此来对照社会现实,从而可以剖析社会规范的应然形态和实然形态以及两者发生背离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对社会协作系统的有效性之判断必然会涉及到社会秩序的扩展与否,也即,涉及到社会秩序的扩展机理问题;一般地,社会秩序由两个基本支撑:市场和法制,因而笔者也专门对这两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2005年左右已经完成了两部书稿。一是《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划界:质疑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它分别考察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限度并探究了其内在的伦理维度。事实上,基于自然主义的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的方案,基于自然神学而强调一般性的抽象规则之建设,但由此却忽视了市场秩序所内含的市场伦理,这反而片面理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了社会秩序扩展的内卷化现象。为此,本书的主要内容就包括这样两方面:一者,它挖掘了市场机制的两方面内容:抽象规则和市场伦理,剖析了基于纯粹抽象规则的资源配置所存在的缺陷,揭示了现实市场所内含的市场伦理及其作用;二者,它又分析了国家组织作为大系统系统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政府功能,梳理了政府功能在显性协调与隐性协调之间的更替,特别是强调了政府在隐性协调方面作用。二是《法律、道德与扩展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协作系统中规范的法律》,它将法律置于社会协作系统地规范角度分析法律的起源、演变及特性。事实上,西方社会强调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自发秩序是建立在对“经济人”认可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行为必然会产生机会主义而不利于社会契约的自动履行,从而会产生法律失败。为此,本书的主要内容就包括这样几方面:一者,它梳理了法律的两类基本渊源,特别关注它的非正式渊源,这主要是习惯、习俗和伦理的转化;二者,它辨析了法律制定的两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强调正义原则,而正义本身就与特定的文化和习俗相联系;三者,它还剖析了伦理与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的互补性,以及未来法律在功能上的变化。

就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机理而言,笔者主要通过引入社会性反思经济人的无伦理性,引入交往理论反思互动的根据理性。事实上,人类行为机理不但是所有协作系统中隐性协调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以合作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行为机理;同时,基于对人性的考察,也构成了笔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抽象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石,因而是笔者这几年的研究重点。为了探究人类行为的协调机理,笔者从人类本能之扩展的微观视角入手,通过揭示人类得以合作以及合作得以扩展的社会性特征,期望挖掘与分工演进相适应的协调机制及其演化规律。显然,基于生理的需要,人类本能性的冲动首先是为了实现自己不断增长的需要,但个体的生理往往又限制了这种需要的实现;因此,在不断的互动中,人类的社会性开始萌发并生长,而这种社会性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与他人合作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基于将人的本能及由此而发展出的社会性相结合的思维角度,笔者认为,“为己”是人之行为的(生物性)目的,而“利他”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性)手段,即“为己利他”成为人类合作得以形成及扩展的基本机制;而且,由于“己”的圈层扩展性,“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就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性,克服目前学术中“社会人”的社会过度以及“经济人”的社会化不足的弱点,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具体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特征。

显然,这种“为己利他”的行为机理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中的根本现象——合作,并且可以分析合作关系的强弱;事实上,“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得以施行的半径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合作范围和领域,“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扩展和深化。而且,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在结合其他一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测主体的偏好及其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为此,笔者还进一步从中推导出一些基本的人类行为公设。公设1:一般来说,个体的社会性越强,就越内化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公设1:就个体特性而言,一般地,个体的社会性越强,就越愿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其中,推论1-1: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社会性越强,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推论1-2:一般来说,年龄越大、阅历越丰富,社会性越强,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公设2:就个体关系而言,一般地,个体间的私人关系越紧密,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其中,推论2-1:一般来说,个体间亲缘关系越强,私人关系就越密切,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推论2-2:一般来说,个体间共同偏好越多,私人关系就越密切,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公设3:就互动特性而言,一般地,个体之间的互补性越强,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其中,推论3-1:一般来说,个体间异质化程度越高,互补性越强,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推论3-2:一般来说,个体的需求层次越高,互补性越强,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公设4:就互动频率而言,一般地,社会互动的频率越高,“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越容易得到贯彻。(其中,推论4-1:一般来说,共同体规模越小,互动越频繁,“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越容易得到贯彻。推论4-2:一般来说,组织的文化越浓郁,互动越频繁,“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越容易得到贯彻。)公设5:就生活水平而言,一般地,社会生活水平越高,“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越容易得到贯彻。(其中,推论5-1:一般来说,社会发展所处阶段越高、社会结构越有序,“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易盛行。推论5-2:一般来说,个人在社会中的相对生活水平越高,“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易盛行。)公设6:就社会制度而言,一般地,社会制度越成熟、完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容易得到扩散。(其中,推论6-1: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越健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容易得到扩散。推论6-2:一般来说,市场伦理越成熟,“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容易得到扩散。)公设7:就社会特质而言,一般地,个体本位主义越严重,“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难以得到扩散。(其中,推论7-1:一般来说,社会中的物质文明和金钱理性越偏盛,“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难以得到扩散。推论7-2:一般来说,社会中对相对效用的追求越强烈,“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越难以得到扩散。)公设8:就对方特性而言,一般地,对方的合作性越强,自己也越愿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其中,推论8-1:一般来说,对方对行为者的态度越友好,行为者也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推论8-2:一般来说,对方对他人的态度越友好,行为者也就越愿意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2005前笔者基于协调视角完成了考察人类社会隐性协调运行机制的两卷本书稿《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反思和人类行为分析》:第1卷为《基于真实人性的经济学反思:以协调探索真实世界中“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第2卷为《面向人本主义的伦理经济学:基于“为己利他”机理的一个分析框架》。其中,第1卷是从人类的本能及其社会性相结合的角度探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特别探究了以伦理认同为基础的隐性协调如何形成和发展的;第2卷则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人类行为进行分析,它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构建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尽管基于共同的分析框架,一个探索机理,一个运用此机理进行分析;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两卷是独立成册的,它们更像姊妹篇,具有各自完整的结构。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揭示了人类作为自我保存的生物性本能,也反映人类在长期合作中所形成的社会性,因而更全面而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的理性特征;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的行为,它将社会文化伦理内化在人的偏好中,而不仅仅将之视为经济人目的的约束条件。正因如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更贴近社会实际,有助于我们具体地分析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人的行为特征;同时,建立在该行为机理上的理论也更为可信,这也是笔者倡导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修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并把它作为经济学核心假设的原因。

二、丛书的基本结构及付梓过程

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探究是整套丛书的核心,本套丛书的原先目标也是要探询现实社会中人们何以能够合作的内在机理,并由此展开了对整个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的反思。实际上,“为己利他”这一行为机理也是笔者人生观的写照,中国历代先贤都强调要知行合一,笔者也是从个人的生活态度中最初感悟到这一行为机理的存在,并在后来的学术思考中逐步将之系统化和理论化;究其原因,在从事经济学教学之后更是感受到理论逻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从而萌生出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而反思的核心就在于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为己利他”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是2000年笔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提纲时提到的,它也成为笔者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的基石;其实,在博士论文中不但通篇都贯穿了 “为己利他”行为的协调机理,而且还专门用一“篇”的篇幅来探究它的产生及在社会中作用。2002年4月受聘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而从事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后,开始静下心来深入地对这种行为机理进行了探讨,到2004年初基本上完成了上下卷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反思和人类行为分析》一书。然而,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支配的学术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其他可能的思维反思(尤其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同时,崇尚实证主义的中国经济学界,似乎对基础理论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兴趣:新观点被接受是困难的,一个新体系要被接受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热衷于理论探讨的青年学者尽管充满了热情以期望能够表达自己的认知,但是,学术界却似乎没人有“闲心”来给予稍许的反应;因此,在一些文章投出而杳无音信后,就只能效仿戈森、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乃至埃几沃斯和威克斯蒂德等边际革命先驱,独自而静静地梳理并系统化自己的思维乃至将之作长时间地冷藏,希望终有一天能够以专著的形式交付社会而自慰。

因此,尽管本书初稿自2004年3月就已大致完成,由于书生的清贫而那些基金的控制者又几乎不屑于这些理论探索,以致这些书迟迟无法付梓。与此同时,笔者仍旧在不断地阅读其他更多的书籍,因而其中一些想法在漫长的研究期间不断得到新材料的支持、充实和完善;但也正是断断续续地不断增添新的旁证材料和分析,结果书稿也成了“婆娘的裹脚布”——越拉越长,到了2005年就已经达到100多万字的篇幅。显然,一般的出版社是不愿出版如此巨幅的著作,因为在当前这种享乐文化越来越盛行以及功利主义愈益膨胀的时代,不但社会大众缺少真正思考的兴趣,而且活跃在学术界的那些人几乎也都成了大忙人而根本无暇读这么长的书。然而,几年来积累下来的东西又总是敝帚自珍的,青毡旧物又何忍丢弃呢?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只能默默地把一些主要想法和思考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以期望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真正关注人生、思考社会,注重追求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不愿为大众意识和流行思潮所左右。尽管笔者开始的确没有打算这么早就将本书出版,因为它确实还很不成熟,但是,由于长时期沉浸于文献的梳理,而这种研究方式在重视论文指标的当今学术界已经日益被边缘化了,以致笔者及家人的生活日趋贫困。实际上,尽管笔者的物质欲望无多,但是,却往往因不能承担起基本的家庭责任而惶惶不安,这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研究的精力和心境,这也是儒者对待生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同时,在平常与一些同仁的学术交流中,偶然也会涉及本套丛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并常常可以得到这些同仁的由衷感喟;而且,一些同仁也不时呼吁笔者将已经撰写的心得尽早付梓,以便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因此,本套丛书之所以现在出版,一方面希望学界同仁更好地了解笔者的研究思维以有利于扩大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对当前学风之弊的揭示以有利于我国学术风气之改良。

在一些同仁的建议下,趁着笔者所在的岭南学院准备资助一批学术著作出版之机,笔者于2006年4月份开始着手将原来手稿中有关探究经济学发展取向的部分内容整理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一书,准备单独成册在2006年5月份出版,它也已经获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通过。但是,在整理过程中,笔者又萌生出了一个新念头:既然已经整理出了其中一部分,为何不将其他部分也单独整理出来呢?于是,在随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又将其他三部书稿的粗略框架陆续整理了出来,而在后来更长的时间里则一直在作更系统的梳理和更深入的阐述。而且,考虑到这四本书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而如果分开来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就会阉割它们的承续性和整体性,也会增加那些有全面了解兴趣的读者进行搜寻的麻烦,因而很希望能够一起出版。然而,岭南学院学术基金却规定:每人每两年只能资助一本书(不管质量如何)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决定将原先已经提交并通过评审的那本书稿撤回来,继续等待以期最终能够以丛书系列的形式付梓以飨读者。这套系列的四本书分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经济学的人本主义之挑战》、《经济学的硬核“人性假设”之重构:探索真实世界中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行为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合作性:“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现实分析》和《人性认知和思维特质的文化渊源:中、西方社会的文明比较》,它们分别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人性假设的转变脱节、新行为假设的现实应用以及行为认知的社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分别解决了这四大问题:经济人假设为何必须修正?经济人如何修正?新假设为何更为有用?现代经济学为何持守经济人这一假设?

其中,《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一书是对经济学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探究,提出的问题是: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为什么必须修正?其实,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其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应该是相适应的。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拓宽了:已经从传统局限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私人领域拓展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现象,其中,最根本的特点是越来越关注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着重处理的客体也从稀缺性物质资源的配置转向了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问题,并特别是关注人们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同向发展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是在刻意遵循并强化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路线,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考察人之“理性”行为,这就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本身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本书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以及对两者内在逻辑的剖析,来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隐藏的内容和方法之间越来越大的割裂性;特别是,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发展历程出发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是要考察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之行为,而不是局限于抽象的原子人如何最佳利用或配置自然物这一层面。当然,经济学之所以沿用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线路,关键在于其依然保持了原先核心假设,也就是说,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中,人类在处理与物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时所基于的行为机理都是一样的,这个硬核就是经济人假设;问题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类的互动行为是否如同处理物时一样?因此,接下来的《经济学的硬核“人性假设”之重构》一书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时的行为特征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理性之内涵而提出了“为己利他”这一替代,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进行修正?本书从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极度扩张的背景出发,指明源于工程学意义上的核心假设“经济人”仅仅体现了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根本上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合作问题,也无法体现出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互动理性;相反,基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和社会性手段相结合的考虑,本书提出了更为真实而可行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它不但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现象,也是人类社会中分工增进和合作深化的基础。

我们从本能和社会性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一行为机理借助于“己”的可塑内涵而将利己和利他结合起来,并与人类社会中的差序行为方式更为一致。问题是,这种行为机理是否可以比经济人假设有更强的分析能力?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更为和谐而合理?是以《行为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合作性:“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现实分析》就对此展开分析。一者,它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协调行为,从而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主流博弈理论的缺陷,而且也有助于反思人类互动行为中的理性特点及其内涵;二者,它从人类“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中探究了社会伦理的本质特点,并由此进而剖析了人类文明所内涵的合作性特质,从而可以对现实文明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反思。既然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以及分析线路已经不适合当前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类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的需要了,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可以更有效地对现实进行分析;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还要坚持和固守这种分析框架呢?显然,这就与西方社会传统根深蒂固的强烈的自然主义思维特质有关,这种自然主义特质不仅崇尚把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而且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杲矢;因此,接下来的《人性认知和思维特质的文化渊源》一书就是对西方社会的行为认知特质及其社会背景展开的分析,它揭示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社会认可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基础。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认知首先源于自然,是基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而中国社会的认知则首先基于人类社会,是对人类具体生活的直接体认;因此,西方社会擅长于脱离经验的逻辑推理,从而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非常先进和发达,而中国社会则偏重于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究,从而更适合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行为。正是通过对中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比较,特别是详细剖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儒家社会之思维特质,本书发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儒家学说具有非常强烈的相通性,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行为合理性和现实性。

最后,既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处理更为广泛的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而且,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研究视角;那么,为什么有如此优势的国内学者却弃之不顾而愿追求西方主流呢?这就涉及到当前国内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问题,为此,笔者在每本书的绪论和尾论都对这些方面作了阐述。例如,当初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一书就撰写了“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当前学风”,后来又不断补充以致篇幅达20万字;结果,不得不又把它单独抽取出来,并结合其他四书中有关经济学研究思维的一些探讨内容而形成了另外一本书稿——《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有助于为经济学的理论探究提供更为全面和清晰的剖析,从而对那些真正感兴趣于经济理论的读者而言将有其重要价值。事实上,该书根据对经济学科的学科特点深入地探究其内在的方法论要求,并进而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误区和学风上的扭曲作了剖析,特别是,它将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的学术素养与目前国内学术环境、社会风气以及共生的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作了交叉性的思考,从而有助于激发有兴趣于此的读者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感于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的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学风,笔者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思考,从而使得其中的内容不断细化,以致《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的内容已经长达近200万字,于是又将该书拆分成五本书稿,它们分别从现象理解的整体论思维、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向、经济学范式的本土化特性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困境探悉这五个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探索。其中,《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数理化之批判》一书是从科学内涵及划界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学科的特性,从社会经济现象的特性角度提出了整体论的研究思维以及四大层次,并以此对当前相对割裂的基于逻辑主义的数理建模和基于实证主义的计量实证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则是基于整体论思维提出研究公共领域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路线,并将这条研究路线追溯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这条路线被现代经济学遗忘的原因及后果;《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的契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审视及其发展路向》是基于整体论思维及与其相应的研究路线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向以及知识结构要求,尤其是从批判经济人假设这一非现实的抽象入手探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主流经济学及其引导假定的途径;《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探索: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适应性分析》从经济学的特性出发来探索经济学范式的本土化要求,尤其是通过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之症结的对比,来分析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可能存在的偏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界的学术精神:现状、问题、成因和发展》则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系统地探索当前国内经济学中存在的扭曲性研究倾向及其原因,并试图从社会制度、学术制度、学术认知、人才培育等几方面寻找变革的途径和方向。由于本套丛书在不断修改和补充,而面对如此长篇幅的著作,笔者也确实无法对之作经常性的修改、润饰;因此,本书在文字上可能显得有些生硬,而这里只能把遗憾存留了,希望今后的进一步深化思考以及趁可能的再版机会再作弥补了。

三、其他一些补充说明及其问题

笔者一向以为,人类的思想具有极强的连续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思想的传承史;同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却充满了混杂性,而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则经历了实践的筛选,更加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因而思想的传承史实际上也就体现了思想大师的传承史。特别是,在当前求新求异的知识时代,流行的思想往往你唱罢来我登场,看似热闹却实在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新东西;因此,笔者倾向于从具有系统理论的古典著作中吸取营养,而对浩如烟海又鱼目混珠甚至尽是秕糠的现代杂志文章涉猎较少。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自身对社会的认知以及思想的形成几乎与当今学者没有多少交流;从而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为己利他”这一术语仅仅是笔者为了思想表达的需要和读者理解的方便而独自编造出来的。事实上,尽管书稿初步完成已有时日,但由于出版经费无所着落而迟迟无法出版,因而在这较长的实践内,笔者经常与周围的一些同仁就“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行交流;并且,在课堂上以及讲义上也多次使用和讲解了这一术语的涵义,以致后来发现一些学生已经慢慢开始使用了这一术语了。当然,由于笔者一直没有将这些观点在杂志上发表,而一些他人已经开始试验这一术语;结果,一些学生往往误会了这一概念出处。譬如,在2004年的一次 “经济学说史”课程考试中,笔者测试学生“为己利他”一词的含义,结果,非常多的学生竟答称是斯密提出来的;究其原因,笔者在课堂上曾反复用“为己利他”这一机理解释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以说明长期被视为斯密悖论的人性观实际上是统一的。当然,尽管学术论文还没有发表,但长期以来,笔者对别人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一直都不以为意,因为,笔者相信,只有出自内心的真正思考,才可能会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和分析,而如果仅仅是粗略地受了他人的启发而没有作深入的思考,是难以真正理解理解其涵义的。譬如,当前一些博导往往喜欢把学生在做学位论文时所提出的一些新思想以及所写的相应文章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或者合作发表),结果,这些博导们每年所发表的文章随着所带学生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多,文章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广,也不断推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但是,如果细观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大多仅仅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口号上,每篇文章之间往往是孤立的而缺乏对社会问题的真正有系统的理论分析,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博导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弄明白那些以他们名义所发表的文章中所包含的真正思想所在,因而今后也不会再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然而,正是由于笔者长期以来专注于古典文献的梳理而与当前的学术界缺乏有效联系,从而也造成了笔者一定程度上对流行学术动向的浅陋和无知,以致竟一直以为“为己利他”一词仅仅是笔者基于个人感悟而提出的;因此,即使偶然发现其他人也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一术语,也以为是受了笔者的影响,因为6年多来笔者经常将一些相关文章发给他人以作交流。这种念头一直持续到2005年5月初,笔者才突然知道有另一学者王海明在更早时期就已经提出了“为己利他”这一术语,并且也对之作了相当系统的阐述。事情源于2005年5月一位学生拿其硕士学位论文来请笔者提意见,笔者发现论文中有一节提到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由于该学生没有说明此术语的来源,就自以为是受了笔者课堂上的启发,因为笔者2002年在为包括该学生所在的年级授课时曾专门系统地阐述这一行为机理。于是,也就随口问了一句:“为己利他”这一术语是否是源于笔者上课时的内容;但该学生的回答竟出乎笔者意料,因为他说是从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一书中看来的。显然,笔者也感到大为意外和兴奋,因为竟然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这一术语;因此,笔者马上找来了《新伦理学》一书,看了才知道,王海明早在1987年就已经从自身的经历和追求中悟出了这一人类合理的行为机理,并顿悟出“为己利他”这一术语。实际上,王海明顿悟出这一机理的过程大致与笔者的经历相同,笔者在原先为《经济学的硬核“人性假设”之重构》一书所写的绪论(后来被纳入到《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的一篇文章中)已经作了简要说明;甚至,不但王海明的思维历程和笔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其对“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分析和描述也和笔者有很多的一致。因此,笔者也不免惭愧,真是孤闻寡见而夜郎自大矣;尽管笔者经常性地逛逛书店,留意那些最新的理论书籍,并力图将最新观念不断补充到笔者的著作中以充实自己分析,但却竟将《新伦理学》一书漏遗了。当然,这本书我早先也已经看到了,但由于书太厚且书价不菲而没有买来一观(因为笔者近年的研究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因而尽管在不断为自己的书库增添新的理论书籍,但因自己的生活还处于“温饱状况”下而对所购书籍不得不持慎重的态度而有所选择);同时,尽管力图关注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新进展,但由于自身核心领域毕竟还是经济学,因而对国内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探讨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

基于这一发现的触动,笔者担心或许也有另外的学者也曾对“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有所关注而被自己所忽略,因此,又以“为己利他”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了论文检索;结果发现,其中数量不多的几篇相关文章基本上都与王海明有关,尽管也偶有其他学者零星提及,但所言都不详。后来,又在书店里看到王海明的《伦理学方法》和《人性论》等著作,也在第一时间购买回来作了翻阅,同时还把他的一些论述进一步补充到书稿之中。当然,尽管我们提出了同一术语,甚至“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基本内涵都极为相似;但是,由于我们的学科背景以及关注的重点不同,使得本书和王海明提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时的研究视角、剖析重点以及分析框架都存在显著差别。而且,对实然道德和应然道德的理解乃至对“爱有差等”规律对道德善结构影响的认知上也都存在一定不同,这方面读者大可自己比较;但由于学科领域以及本书篇幅的关系,这里也无法详加说明,故恕不赘述。当然,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笔者深知本套丛书理论的不成熟性和出版的仓促性:一方面,任何一个理论都必然要受作者的认知和时代的社会条件所限制,另一方面,由于笔者目前的写作思路过于庞杂,实际上,笔者往往同时在撰写几部著作。但是,既然是自己基于个人的知识背景而长期思维的产物,当然也就敝帚自珍,至于理论价值和社会性究竟如何,就只能交付广大读者、社会大众以及学界同仁评判了;如此仓促出版的目的也是希望引起广大同仁的共鸣,通过多角度的思辩以促进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希求教于学界贤哲也!

最后,笔者希望对本套丛书的写作过程作个简要交代,以便于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本书的不足。笔者的求知和认知过程往往具有风暴性、质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当在认知一个事物之初,笔者总是力求尽可能地积累尽可能多的知识,尽可能地吸纳基于不同视角的观点,尽可能不先验地排斥某些理论和观点。正因如此,笔者不会像经院主义那样根基于某一人或某一流派的观点进行阐释,或者仅仅在那些理论的基础上作些细枝末节的补充、修正或发展;为此,笔者不喜欢追逐时下的“前沿”或“热点”,不愿意盲目地接受和宣扬某些个别理论,更不愿接受流行的说教,而通常更愿意以反思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罗素指出,“只要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2]事实上,如果对一个理论或政策所内在的缺陷认识不清,那么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正因如此,笔者强调,只有发现某理论的缺陷才可算是真正弄明白了该理论,这包括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所基于的视角以及提出者的目的等;当然,笔者也不是简单地进行批判,而是尽可能地吸收那些有助于形成自己认知的那些理论,因而带有强烈的“六经注我”的学问特点。正因为笔者所持的这种求知方式具有风暴性,就像小时候风暴式记忆英语单词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感觉模模糊糊和杂乱无章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记忆以后,单词记忆才愈见明确,愈见牢靠;笔者的思想形成也是如此,在思考之初只有懵懵懂懂的感觉,一切都处于混沌模糊的状态,而只是经过后来长期的沉淀和积累,才愈见成熟,并形成了自身的洞见。显然,本套丛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也经历了一个从混沌到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且,笔者相信,它迄今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态,甚至也永远不会达到完善的程度;相反,随着笔者阅读愈多、思考愈广,本书在理论上也才会逐渐深入和成熟,这也是本书所研究的问题需要今后不断深入的原因。

而且,正是基于这种研究路径,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困顿以后,笔者也总是试图提出自己的真正认知,而是不是停留在某单一事实或现象的理解上;相反,笔者一直努力使自己的看法或理论系统化,直至某个细微的理论或视角能够进一步解释和分析更广的乃至经济学或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研究路径,近年来笔者竟然撰写了数百万字相互关联的理论书稿,其中一部分整理出来就形成了本套丛书;尽管这套丛书也仅仅是笔者研究的一个部分,但显然,在一般人眼里却显得框架太大了。也正是由于遵从这样一条从困惑到清晰的路径,等笔者最终确定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的前期研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笔者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接近完成的情况下,但还是无法获得任何科研基金的资助,以致也迟迟无法出版。究其原因,笔者在长期的梳理和思考中形成的观点是自己的,并且往往是有系统的,并形成了看似不可为的大框架;这些理论本身非常精微而又不为他人所熟悉的,显然根本不可能仅仅依靠申请书中的几千字就能使那些原先从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评审者明白其中的创见和意义,明白笔者的研究不是大而话之的“教材式”编撰。其实,只要与笔者有过交流的那些真正的学问型学者,即使他本人并不甘于寂寞而从事理论探索,基本上都会大力赞叹笔者目前的工作;例如,有同仁就对笔者说:“你有这么多科研成果,为什么不申报课题呢?我们平时没有什么研究,而在课题申报指南下来时才努力设计一个题目来申报”。

当然,笔者也不是不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资助以更好地展开学术探究,但问题是,如何能够让那些从未谋面的人士了解笔者沉思了多年的思维和理论呢?事实上,笔者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个体间交流而让人理解本研究的意义,却不具有在大众场合让那些深受流行意识支配而又不认真听讲的人明白其中的逻辑。特别是,当前学界盛行的是截然不同于笔者上述指出的另一种学风,它关注的不是独特的理论创新,不是对事物本质的系统分析,而是细枝末节的实证或者没有内在逻辑的观点陈述;正因如此,大量的学者可以在在对准备研究问题的认知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通过简单地列出几条分析线路和一些“创新”观点而获得研究资助,但最终给出的往往是拼凑之作。例如,有评议就在笔者的课题申请书上写道:“申请人对研究论题的选择是缺乏经验问题意识的,问题来自于文献而不是经验”,“整个研究设计充满了非常抽象的语言”,“申请人的背景是经济学的,但是研究的方法上是综合性,这对于经济学科的发展和贡献是不利的”。但实际上,理论的发展路径本身就主要源于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发现传统理论中逻辑推理和前提假设上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在一些所谓热点问题和“前沿”文章上猎奇,更难以从经验中获得真正的理论认知;究其原因,人类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的继承性,真正的理论不是像当前这种不断变化的,而是契合人类在各个领域所积累的知识以要形成更全面而系统的分析。而且,正如本套丛书一再表明的,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必须知晓其他人研究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必须契合各方面的知识,走交叉的发展之路。但不幸的是,自从学术学院化、制度化之后,那些真正有创见的探索就很难获得支持了,那些评议者的匿名评审只不过是强化主流和权威的意见,只不过强化了既有的规范和形式,而把它美其名曰为“科学方法”,这也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之研究取向的痹症所在。

2006/6/20初稿

2007/8/30二稿

2008/12/2三稿

2009/8/22四稿

2010/7/22五稿


[1] 其实,早期社会科学者往往会不断地转换他的研究领域,在搞通了某个领域或者取得自己的认知后就开始转向另一领域,于是在毕生中尽可能整体性地思考整个人类社会;这一点与现代社会科学者尤其是与经济学者存在明显的不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一辈子都集中于非常狭隘的领域反复地搞一些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和实验检测,相似的文章发表了一大堆却没有什么系统的见解,更谈不上实质性的创新。笔者的研究思维显然类似于古之仁人,而与现代达人相距甚远。

点击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