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大何时能有燕南园——读“北大有座燕南园----摘自未名bbs”有问

      

        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走进去,只会觉得这是一座普通的园子,甚至有些荒凉破败。苍松翠竹遮天蔽日,几座小楼掩映其中,一律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奢华装饰。有人说,这里唯一的特点,就是人少一些,树多一些。
      这些年,北大拆拆建建,把古朴的校园变得越发摩登,却唯独不碰燕南园。这座萧索老旧的院落,竟还占据着校园的黄金地带,被气势恢弘的现代建筑包围,似乎很不协调:北临图书馆,西濒体育馆,南接学生宿舍区,东与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大名鼎鼎的“三角地”仅一墙之隔。
      墙里墙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大讲堂,三角地,北大最热火朝天的地方,青春的喧闹由此升腾,溢满整个校园。这一切的喧闹,一旦触碰到燕南园的松竹,便自觉地屏气凝神,绕路而行,尽管燕南园根本没有门,围墙也不高,通往园中的几条清幽小径,向每一个路人谦和地敞开。
      后来人不愿轻易涉足这静谧的院落,也许是怕卤莽的脚步打扰先哲安睡的灵魂、深沉的思索。这座园子里曾经并仍然居住着燕大直至北大最优秀的学者、一批批大师级的人物,可谓“国宝”云集:冰心,吴文藻,雷洁琼,翦伯赞,江泽涵,周培源,马寅初,冯友兰,汤用彤,王力,朱光潜,陈岱孙,侯仁之,李政道……
    一个个光耀整个中华现代文明史的名字,让这朴素的院落熠熠生辉。因此,提起北大的象征,外人会说是未名湖、博雅塔,而每一个北大人,都会用庄严而淡然的语气告诉你:北大的象征,是燕南园。

曾经最豪华的教师住宅

      燕南园的历史说来并不长。
      上世纪20年代,司徒雷登初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西郊明代勺园(明代画家米万钟故居)和清代淑春园(乾隆赐予和珅的皇家园林之一)旧址基础上,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式校园——燕园。
      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是燕园建成初期燕大专门为教师打造的住宅区,占地48亩,按照当时燕大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后来增加了50号)。
      燕京大学是有名的“高薪养师”学府,为给教授、学者们提供一流的条件,燕南园的建设可谓不惜工本。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那飞檐斗拱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不同,燕南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门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红松,精美的门把手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打蜡地板,屋角有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门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繁茂。
      燕南园“小洋楼”之豪华当时名贯京城,此后几十年内都鲜有教师住房可与之媲美。如今,各地高校教师住宅楼纷纷拔地而起,饱经风霜的燕南园早已风流不在。如今,在燕南园那些小楼的门口,还能看到当年挂上的黑底白字的门牌,无言笑对岁月沧桑。

66号:吴文藻与冰心的新房

      从燕南园西北部的上坡进入园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66号楼,这座小楼位于燕南一隅,格外幽静。楼旁矗立着两座“花匠碑”,是乾隆年间圆明园几位总管所立,圆明园被焚后移至此处,似乎守卫着居住在这里的代代“园丁”。
      1926年冰心留美归来,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1929年2月,吴文藻也从美国回来并被清华、燕大聘为教师,热恋多年的两人6月份举行婚礼,司徒雷登担任证婚人,并把60号小楼分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后门牌号码调整为66号)。
      难怪冰心称吴文藻为“书呆子”,进了新房,这位一家之主什么也不管,只请木匠在一楼书房的北墙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其余室内布置及庭院整修,全交给讲求生活情趣的冰心操持。
      冰心在院子里种植了许多丁香花,花开时节她把吴文藻叫出来,“书呆子”人站在丁香树前,魂儿还在书房里,“应酬似的”问妻子“这是什么花?”冰心有意捉弄他,笑答“香丁”,吴文藻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据说66号楼的客厅当时是燕大的“期刊阅览室”,那里有一张半圆形雕花红木桌,夫妇二人订了许多报纸和学术刊物放在上面,差不多每星期都更新,吸引不少朋友和学生前来一睹为快。 冰心对婚后曾经住过近10年的地方充满感情,在她写过的文章里不只一次提到燕南园。可惜乱世之中,好景不长。1937年,北平沦陷,冰心夫妇在战火中飘泊四方,于1946年7月才重返故园,悲伤地发现,小楼仍在,而冰心手植的丁香、紫藤、红月季、白玫瑰都已香消玉殒;楼里更是面目全非,吴文藻临走时藏在阁楼上的几十盒笔记和教材全部不见了……
      原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闯进了隶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大肆劫掠。燕南园66号被日本宪兵占领,吴文藻的书房,竟成了拷问教授们的审讯室!
      冰心含泪离开了燕南园,从此没有在这里居住。
      66号又先后迎来了几位新主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学家朱光潜。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视主持人阿忆回忆起高中时他常和同学到北大玩,一次途经燕南园,见一位身材矮小的老者,静静坐在青石板上。看到他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燕南园残垣之后,隔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直到考上北大,阿忆才知道,那递花的老人,是朱光潜!
      也许,只有一位将美学思考浸透整个生命的、可爱的人,才会这样不须情由地,将手中的小花,递给陌生的路人。阿忆写到:“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56号:力学泰斗周培源的“周家花园”

      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复校,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又被并入北京大学,大批著名学者纷纷调进北大,并大多入住燕南园。燕南园先后迎来北大4位校长,8位副校长,20多位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学者。”还有个年轻学生曾口出“狂言”:“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可见燕南园当时在人们心中神圣的地位。
      此间最热闹的院落,要属燕南园东部的56号,这里的主人是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周培源早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他是中国力学界毫无疑问的泰斗,是世界公认的流体力学“四巨头”之一,两弹一星的元勋几乎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在以人文学者荟萃而著称的燕南园里,周培源是为数寥寥的理工科大师,可他却是个比文学家还浪漫的性情中人。周培源特别爱花,56号门前繁樱如雪,人称“周家花园”。“花园”的大门从来都是对各路客人敞开的,无论领导教授还是普通学生皆可“破门而入”。
      周家“阴盛阳衰”,四个女儿加一个老伴,唯他一个男人,所以他称家中有“五朵金花”。他右耳失聪,说话时习惯放大嗓门,据说他每天都要到老伴屋里请安,大声宣泄爱心:“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爱你!”日日如此,持之经年。
      说到周培源的夫人,那是从清华园到燕园都出名的美人,而周培源直到老年还风度翩翩,双目炯炯,也是引人注目的“帅哥”。直到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

63号:往事,并不如烟

      有人说,燕南园是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缔造的,燕南园63号,便是那一代学人坎坷命运的集中体现。发生在这里的往事,一言难尽,这沉寂的院落中,凝结着一个时代的刻骨伤痛。
      63号院,曾居住过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这个人,本身就是个传奇。他曾怒斥“四大家族”,被蒋介石逮捕监禁;曾化装成厨师坐船投奔共产党解放区;担任北大校长后,每逢演讲开头的问候总是“弟兄们!”……最值得铭记的是,他提出了“计划生育”,改变了全中国几代人的命运。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接见《文汇报》记者,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认为“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这一论断无疑是平地惊雷,立刻招来全面围攻,“大字报”从校长办公室一直贴到63号马寅初的床头。
      马寅初毫不退缩:“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没有投降,也没有“战死”,他秉承真理,坚持到了最后。1979年,97岁的马寅初得以平反,1982年3月,“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100岁。
      20世纪60年代,马寅初被迫辞职搬离后,燕南园63号还有一段特殊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在这里接待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一时间,63号院门庭若市,众多阴谋出自这个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国造成一场又一场的空前灾难。
      文革后63号成为大杂院,哲学家汤用彤的儿子汤一玄说:“也许是因为63号的经历太坎坷了吧,现在谁也不愿住在那儿了。”
      十年动乱间,燕南园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窝”,那些昔日为人们所崇敬的学者们备受折磨:批斗、游街、遭毒打、关牛棚……1966年,住在50号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改造”中活活劳累至死,无人搭救;国际知名的光谱学家饶毓泰于1968年10月在51号自尽;两个月后,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在64号双双服安眠药身亡……

57号:冯友兰与宗璞的“三松堂”

      顺着燕南园东部的小径一直向南走到尽头,是57号。与别处不同,这里颇具中国传统色彩,两尊石狮守着的小小院门,关而不锁,轻轻一推便可进入。
      这便是冯友兰生前居住的“三松堂”,他毕生著作,几乎都写于此,晚年整理为《三松堂全集》。
      “三松堂”这一雅号,取自园内三株松树,如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在文章中写到:“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似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作伞状,使人感到亲切……”
       如今,那“枝条平伸作伞状”的第三株已经枯萎,仅余半截木桩。2003年,这里又种上了一棵幼松,“三松”的景观得以恢复。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在学界地位崇高。但在那个学术不能独立的年代,冯友兰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文革伊始,57号惨遭抄家,冯友兰刚做完前列腺手术,出院第二天便被勒令参加批斗大会,身上还挂着尿瓶子。接着,一些“工人阶级”住户纷纷受命挤进燕南园,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享受同等待遇,57号院最多的时候竟住了6户人家。
      冯友兰承受不住巨大压力,为求生存,身为儒学大师,却写了许多“批孔”文章迎合江青等人。晚年他对此深感悔恨,“四人帮”倒台后,冯友兰以85岁的高龄,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历时10年,以口述方式完成共7册、总字数达150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彻底推翻文革中被迫发布的违心谬论,以呕心沥血之作洗刷耻辱,为世人钦佩。
      1989年,冯友兰的身体状况日渐下降,经常住院。他对宗璞说:“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定稿 完成。11月26日,哲学家冯友兰从容停止了他的思想。
    现在,宗璞独居的57号小院,不时有陌生后辈慕名来访。患有眼疾的她尽管看不清来人,却也热情接待,允许人们随意参观。

  如今仅剩一长者“压阵”
      十年浩劫之后,燕南园繁华殆尽。园中“口”字形的小径因挖掘“备战地道”而变成“日”字形,原来一栋一户的格局也被打破,涌进许多新住户,园中也建起了简陋肮脏的公共厕所。
      至于燕南园的大师们,多已仙逝,花园无人料理,如今野草侵幽径,令人倍感凄凉。近些年,师生们常说起,所幸燕南园还有三位90岁以上的长者“压阵”:61号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65号的法学家芮沐,62号的文学史家、诗人林庚。孰料去年10月,林庚先生突然驾鹤西去,不足1月,85岁的语言学家林焘也随之仙逝,永远离开了居住半生的52号。
      今天,在燕南园,还时常能看到侯仁之先生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着,沐浴阳光;芮沐先生几天前刚刚度过了盛大的百岁寿辰,其数代门生济济一堂,来的几乎都是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权威。
      燕南园今后将做何用,尚未有定论。有人建议仍然安排优秀的学者入住此园,将燕南园的传统保存下去。比如55号院,这里曾经的主人是经济学家陈岱孙,门前还立有他的全身铜像。不久前,北大校方将55号翻修一新,在门前草坪装上了精致的地灯,迎接她的新主人——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之毗邻的56号经整修后,成为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艺术学系教授叶朗在这里定期举办美学文化沙龙;王力故居的燕南园60号,成为北大工学院办公室……
    燕南园,还在为这所百年名校的学术事业贡献着力量,可历经太多创伤的她,恐怕再也不能重现半个世纪前那空前的灿烂辉煌。不能忘却的是,无数先哲的风骨,在这里长存。他们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构成了一种恒久的魅力,然后融入燕南园的每一处风物、每一丝气息……
      燕南园,是北大当之无愧的象征,是一个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园。

             摘自未名bbs《北大有座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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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什么时候会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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