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

2010-12-0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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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节
 
  • 春节,是故乡小城飘飞的雪,大红灯笼映出的红;
  • 春节,是庭院中飘扬的成串的彩旗,碗架子最上一格留到年三十儿的猪舌头;
  • 春节,是奶奶被垛后大茶缸里的黑瓜子,小炕桌上新沏的一壶茉莉花茶;
  • 春节,是曾经艰苦过的日子,伴随着父亲母亲消逝的青春;
  • 春节,承载了太多的儿时的故事和快乐,遥远又清晰;
  • 春节,是曾经痛并快乐的岁月;
  • 春节,是北河口的大烟泡,姥爷家山墙上的每年一提;
  • 春节,是旧的过去,新的开始;
  • 旧的却弥新,旧的却明晰;
  • 随之而去,于是竟不知是旧是新,是快是痛…..
 
 
 
也许一个人大了,他的春节就变得不严肃了,我常常会这样安慰自己。努力搜寻记忆中关于春节的片段,忽然想起,春节对于儿时的我,是一件那么严肃的事情。
 
儿时,每年我的春节大概从进入九天就开始了。我还记得当年写下的一首诗,当然如果不介意把它称作诗的话。那应该是在十一岁的冬天,一家人披着棉被坐在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父亲突然让我就此景写一首诗,没想到我竟随手拈来,恐怕现在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难事。现在看起来,诗中有着孩童一些并不理智的抱怨,当然并不是针对父母,所以在这里我也只写出了前四句“时至一九天已晚,冷气袭人夜难眠;想楼内,欢天喜地迎新年;看楼外,家人蜷坐度年关;…..”。
 
和别的男孩一样,一件对于我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准备鞭炮。在我的记忆里,我对于鞭炮,恐怕又要比别的孩子更加热衷。我的鞭炮有两个主要的来源。“小洋鞭”是姥爷年前来呼兰采购给我带的,还有一种叫做“嘀嗒筋”的烟花,十分安全并且便宜,东北的冬天里,“嘀嗒筋”燃烧时幻化的色彩,给孩子带来的满足与快乐,现在都市里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和体会。父亲给我买的鞭炮数量很有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哀求很难奏效;但是一挂有分量,有力度的鞭炮是绝对需要的,被安排在年三十晚上燃放。那时父母好像很热衷于一种叫做茶鞭的鞭炮,是双城制造的,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响声远远超过现在的大地红和啄木鸟。有时我也会拿出自己的压岁钱去买鞭炮,当然这种行为母亲是绝对不赞成的,一顿责备总是免不了的。鞭炮买回来,要放到炕头上,烘干的目的在于使鞭炮燃放的更响,事实上,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每年总会有邻居及因为炕太热弄得整挂的鞭炮在炕上炸锅。在鞭炮的燃放方式上,我和父母有很大的分歧。因为鞭炮少,我一般是要把成联的鞭炮拆开,并要出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燃放的,而父母则主张在院内成挂的燃放,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就把鞭炮拆散,但是年三十儿晚上的那挂鞭炮我是绝不敢动的,这挂鞭炮,要和来年的运气挂上钩。年三十的晚上,左邻右舍都要憋着一股劲,看着管鞭炮谁家放的好,有一年,邻居家鞭炮放得格外多,我们家的那挂鞭炮只有三百响,父亲临时出了一个主意,把鞭炮放到铁桶中去放,果然鞭炮的响度提高了不少,成功的成为了邻居们公认的最响的鞭炮。对于我零星燃放的鞭炮来说,方式就更多了,由我自创的并且在周围小伙伴的圈子里推广开的燃放办法有:在圆纸壳桶后端设置机关安放二踢脚,成为枪榴弹;在房顶平台用雪自筑炮孔,浇水冻实,从而把自家房顶变成炮台,和邻居家伙伴“对攻”。
 
记忆中,过年对于父母来说,更恰当的说法是忙年。进入腊月,过年的猪肉就是要准备好的。猪肉会买得格外的认真,母猪肉是绝对不行的,“后秋”是最理想的选择;当父亲喜滋滋的把猪肉扛回家之后,保存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室内绝对不行,冰箱是没有的,室外,既要防止风干,又要防止老鼠,野狗的光顾。这个时候,父母会去呼兰河采冰,一层冰上铺上猪肉,冻鱼,还有乡下亲戚送来的粘豆包等,上面再盖上一层厚冰,并浇水冻实,等到春节前几天再把肉刨出,天然冰窖的保鲜效果,要比现在的冰箱冰柜好的很多。冻饺子,是春节前后的重要饮食,最常见是猪肉酸菜馅。包冻饺子,要一家人全部动员起来,有的时候,还要朋友来帮忙。母亲要先细细剁出几面盆猪肉酸菜馅,根据家人的口味再搭配猪油(困难的时候会改用米汤来拌),味素花椒等佐料,包的时候父亲擀皮,母亲和奶奶包饺子,而我的任务主要是把饺子在盖帘上摆好,随着包,随着把饺子拿到外面冻,只需三四个小时,就会把饺子冻得硬邦邦,再装到面袋子里,随吃随煮,味道鲜美。包冻饺子的过程要持续两三天,忙过这一段,春节前后每餐的主食就不愁了。
 
母亲是非常要强的人,冬月里对家里的收拾打扫有着十分的规矩,家中能洗刷的,都是要洗刷一遍的。就快到春节的时候,院里的晾衣绳每天都会挂满了从衬衣到桌布的各色物品。大锅的烧开水,超大的洗衣盆边,母亲坐在小马扎上,向前倾斜以顶住搓衣板,通红的手,洗衣粉清香中略带的一点腥味,外面悬挂的衣物冻得坚挺,竟会在风中嘎嘎作响。虽然经济拮据,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必须要换,如枕套和枕巾,会在每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睡觉前准时换好,枕巾上花好月圆的团徽给我带来美好的遐想,儿时每年的那一晚,都会是睡的最完美的一晚。大年三十一早睁开眼,枕边都会摆好崭新的衣物,从内衣到外套,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过年的灯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提的灯笼,一种是挂的灯笼。提的灯笼为儿童能够过年的必须物品,在我记忆里最早的提的灯笼由四块玻璃围成,底座木板的铁钉上插一根蜡烛,后来出现了塑料罩的灯笼,我的第一个塑料罩的灯笼是桶形,上面有龙形的浮雕,这个灯笼用了三个春节,后来不小心被烧了一个窟窿;遗憾的是,现在无论是玻璃罩的还是塑料罩的提的灯笼,都很少见到了。挂的灯笼,恐怕应该算是大人们的事,每年竖灯笼杆这件事都是由父亲完成的。很小的时候,就连灯笼也是自家制作的。小城的灯笼的制作还是很讲究的,我们家住在文化人集中的区域,有很多邻居会制作漂亮的走马灯,方灯,其中精良的,要拿到小城的广场上去展览。我们家的灯笼记忆里相对比较粗糙,木板被烧红的炉钩子修理成圆形作为灯笼的底板,八号线的钢丝围成了灯笼的骨架,外面糊上红纸。挂灯笼的讲究,一个在于灯笼的款式,一个在于灯笼的高度。忽然有一年,我对家里的一如既往的灯笼款式提出了异议,要求父亲改变一下,并提出了我设计的方案,没想到父亲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方案是一个大的灯笼旁边一边带上一个我拎的这种小灯笼,挂上后果然标新立异,我也时兴奋得不行,后来这种挂法一直延续到我们家离开这里。
 
每年的大年初二,是父母和我去姥姥家的日子。姥姥家在乡下,生活却十分富足,因此其实对于我来说,春节最好的几顿大餐都是在姥姥家吃的。去姥姥家,要经过北河口,正是肖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的地冻裂的那一处,夏天是渡口,冬天河面结冰,是到姥爷家最近的路。这个时间的北河口是格外寒冷的,在我穿的棉袄外边,还要套上一个宽大的大人穿的棉裤,并从下面把裤腿扎死,围脖要围两三层,只露出一双眼睛。我就像一件礼品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放在父亲二八车的前架上,十六里路竟显得格外的漫长,至今依然记得路过的一个村子只有三户人家,窗子竟然是老式的格子,上面糊着白纸,门顶飘着挂千。
 
姥爷家的春节那是相当的“讲究”。越过哈黑公路进入乐业乡,八里之外远远的就会看到老爷家高高竖起的灯笼杆,那个灯笼杆的高度足够使当时的我产生眩晕,超过了路边杨树趟的高度,上面的灯笼,是那个年代很少见的红纱灯,并且灯笼的大小即使现在恐怕也很少有出其右;灯笼杆上,还要插满松枝,于是那松枝尖就是远近物体最高的高度。姥爷家的山墙上,每年都向标语一样贴上红纸金字,上面是这户人家对未来一年最美好的祝愿,如蒸蒸日上,年年有余等。姥姥姥爷是过日子的好手,当然,他们也都享受到了那个时代整个乐业乡最为时尚的消费与荣誉。我的几个舅舅都十分出色,是那个时代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舅妈们都是城里姑娘,每年春节进村的秧歌队,都是直奔姥爷家而来拜年,后面跟着全村的小孩子们和好事者,姥爷自会拿出五元或十元不等的酬谢。秧歌里有踩高跷,划旱船等,但一般情况下演员都会带着黑黑的墨镜,吹唢呐的人印象尤为深刻;初五的夜晚,我惊奇的发现姥爷家院里竟占了不少村里的乡亲,原来都是来看姥爷家放焰火,虽然我那时还小,自豪的感觉记忆中还是很强烈的。
 
 
春节,包括了一个家族的气质,承载着我们这个家族燃烧的激情。我的妻子此刻正安静得在我身边熟睡;有她,我很幸福。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春节更是一种希望与责任,是传承,是发扬,我们会衰老,环境会改变,不会改变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美好的追求,是家族血脉中永不衰减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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