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中国社会的白色幽灵——从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看到我们的位置

2018-06-12 00:00

         马克思在描述初生的共产主义时把它比作游荡在欧洲的白色幽灵,如同一个看不见的但力量强大的隐形力场,引领人们进行革命,改变当时不公的世界,追求幸福的生活,然而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对当时政治思想的巨大冲击,必定会受到各种保守势力的打击。在我眼中,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状况,做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也如同游荡在中国大地上的白色幽灵,我们很难直观感受到它的存在,我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它的制约,它并不是白色的天使更不是黑暗的魔鬼,他客观存在,它存在合理。

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人们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资源流动性加强,不同的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拥有相近或相似社会资源的群体拥有更密切的联系,整个社会也就分化成不同的各个社会阶层。我认为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发展顺应了人类对于效率的不懈追求,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无限需求的矛盾迫使人们追求更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社会分层的现象出现客观上有利于优势资源的集中,有利于更大范围内加速生产力发展。

从古代荀子的学群说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家孜孜以求社会阶层的真谛,他们对于社会分层标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阶层划分的标准是私人占有社会资料的多少决定,这无疑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麦克斯韦伯三位一体分层理论认为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权力因素和地位因素也同时发挥作用。戴恩斯缪尔提出社会分层一方面由于社会中工作的重要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才能、知识和技能水平不同。不同的社会学家对于这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纵观西方社会学领域,普遍的区分标准是权力、财产、名望。

承认社会分层也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社会的绝对平等只存在于空想者的乌托邦,合理的社会不平等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全社会效率,激发社会活力。而当社会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会让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引发社会的失序与失控。在社会客观的不平等之下,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来矢志不渝的梦想,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是人类的美好追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内部失序的前提下,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释放了社会活力,让中国从混乱的泥淖中走出,逐渐追赶上世界的脚步。其实不论是从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亦或是从我们父辈或是祖辈的生活变迁,我们在短短几几十年间解决了温饱问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都有了很大改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真诚感谢这个没有饥饿和战乱,相对自由充满机遇的时代。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社会不公正感日益突出,社会阶层间利益冲突日益尖锐。中国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主要表现为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改革利益分享的不对称。改革的主要获益者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受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某些社会阶层的改革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马太效应同样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优势会不断积累,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劣势也会不断积累,其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阶层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能逐渐会超过一个健康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实在不敢想象结果如何。

我曾阅读过很多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书籍,也观看过有关的纪录片等。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也有自己的一定认识。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过程实际上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政府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在改革中政府同时扮演比赛队员和裁判的双重角色,谁又能监督政府不犯规不越位?

此外中国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选择同样对社会阶层分化有一定影响。中国改革道路遵循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这种路径的阻力与风险最小,适应当时的国情。然而这种路径长期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我们欣喜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制,然而中国的市场是行政力量创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随着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行政权力在左右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制衡,金钱和权力的不正当交换,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计划经济的行政残余结合,进一步造成了社会不公正。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改革,以上的问题并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也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不健全的结果。这一切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坚定发展下去才能解决。

社会阶层似乎很抽象,距离我们很遥远,然而谁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实力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存在差异。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社会阶层不存在,而是我们年龄太小没有社会经历和丰富阅历,将客观上社会阶层的差别归结于社会不公正,政府不作为,更多情况下引申为仇富心理,排外心态。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是超越阶层的存在,我们更无法随意选择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从出生起我们,我们很大可能上继承父母家族的社会阶层。在我们学习生涯,接受教育是改变我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方式,可能提高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拉低我们的社会阶层。当我们选择人生伴侣时,也会不自觉选择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相近的另一半,实质上也是选择了社会阶层相近的另一半。等到我们教育下一代,我们提供的家庭氛围又让我们的子女潜移默化中继承了我们的社会阶层属性。我们无法脱离社会阶层而独立于世,更无法抗拒社会阶层对我们每个人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制度与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促进了社会分层变动,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相对更加频繁。然而社会分层的变动并不是在轻歌曼舞中完成的,而是要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阵痛和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很多人相信一夜致富的神话,有些人相信白手起家的传奇,的确在改革初期风起云涌的浪潮下,一些有胆识有能力的普通人抓住时代机遇,完成了自身社会阶层的跨越。然而成功的毕竟还是少数,在小部分成功人士传奇背后,是大多是人失败的痛苦和迷茫的踌躇,是社会转型的阵痛和代价,是社会较低阶层的奉献与牺牲。

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门槛加高,这种门槛可以说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是进入某领域的必要资本,或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垄断。而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会使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手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是利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深入,或是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社会制度始终保持利于他们的状态。

对于我们而言,对于日益固话的社会阶层而言,我们从想要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困难可想而知。也许教育可能是当下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为数不多的畅通通道,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选拔人才,让寒门学子有机会摆脱原有的社会阶层,让我们普通人触碰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

高考可能是人生中少有的能改变自己命运,摆脱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然而十七八岁的我们可能还是过于年轻,或是虚度年华,或是事不关己,亦或是埋头苦读。而最残酷的是让我们可能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阶层就在年少无知的时候第一次固定下来,要像重来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当然如今的社会成才的道路不止一条,开放的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只要自身努力奋斗,都可以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赢得更舒适的,有选择权利的生活。

我们眼中社会阶层这个游荡在中国社会你我身边的白色幽灵,它无情残酷,将你我身份属性机械划分,它温暖阳光,给予每个人奋斗上升的机会。它让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挑战,它让中国社会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充分释放。

在我们这个年纪,趁着一切尚未尘埃落定,我们有追求有奋斗,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让自己拥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你我共勉。

 

徐灿 哈工大2017级 

人文学院 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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