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丹丨阿比·瓦尔堡和一座图书馆的变迁

    原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6期。网络版首发于[新美专NAFA]公众号。原题:“摩涅莫辛涅” ——阿比·瓦尔堡的一个项目和一座图书馆的变迁。这里摘录第三和第四部分有关图书馆的内容。

    三

    瓦尔堡在其早年研究古物,视觉元素在人文学科中的功能以及人类的视觉记忆期间开始收集文献。大约从1902年开始,即他在佛罗伦萨完成研究返回汉堡后,图书馆开始系统的扩建。32 此外由于汉堡大学无法实现他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并为其设置相关教职,他又拒绝前往布雷斯劳(Breslau)和哈雷(Halle)任教的邀请,于是瓦尔堡决定建立一座图书馆作为一个私人研究院。瓦尔堡1924年返回汉堡后,图书馆大楼开始扩建,一直到1926年完工,由瓦尔堡的两位住在美国的弟弟保罗·瓦尔堡(Paul Warburg)和菲利克斯·瓦尔堡(Felix Warburg)提供资金。该大楼由汉堡建筑家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和格哈德·兰马克(Gerhard Langmaack)设计,瓦尔堡本人也参与到了设计过程中,特别是椭圆形阅览室的构思和建造,他将之称为科学的“竞技场”(arena),这是整栋建筑的核心。33 瓦尔堡图书馆是他从事研究所需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整个汉堡市内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文化和科学生活的中心。

    瓦尔堡曾全身心地帮助汉堡大学建立考古学教职,最终却徒劳无果,他与汉堡大学、汉堡市政当局之间开始关系紧张,诸多不愉快的事情导致他于1928-1929年最后一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期间打算把自己的图书馆搬迁到罗马,他从罗马写信给汉堡艺术馆(Hamburger Kunsthalle)馆长古斯塔夫·保利(Gustav Pauli),34  在信中他把自己的图书馆想象成为科学三位一体(scientific triumvirate)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两部分包括赫兹哈里亚图书馆(Bibliotheca Hertziana)35 ,德国考古研究院(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在这次意大利旅行期间,瓦尔堡的另一位助手埃德加·温徳(Edgar Wind)向他告知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瓦尔堡意识到了世界局势异常紧张,于是打电话给弟弟马克斯·瓦尔堡(Max Warburg)和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克·瓦尔堡(Eric Warburg),他看到了对于文明著述的威胁以及听到了暴政即将到来,他认为图书馆可以成为这种威胁的一剂解药。36

    瓦尔堡去世之前两天,即1929年10月24日是纽约证券市场跌幅最大的一天,被称作“黑色星期四”。之后西方进入大萧条时期,汉堡的瓦尔堡家族银行像欧美其他银行一样陷入巨大困境。1929年瓦尔堡家族银行的总资产是387.1百万马克,由于资产缩水以及欧洲内外的贷款拖欠,1930年底瓦尔堡家族银行面临破产。直到1932年情况才有所好转,那年的总资产甚至达到了275.4百万马克。从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党上台,总资产迅速缩减到1935年的72.7百万马克。37 这直接影响了瓦尔堡图书馆的正常运行,瓦尔堡家族利用资助金予以干预,菲利克斯·瓦尔堡许诺每年提供50,000美元资助。其他那些依然健在的瓦尔堡家族兄弟继续支付购书款、差旅费、专业上的费用、外国嘉宾以及包括雇员工资在内的所有开销。1930年起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缩减一半,图书馆的全部预算急剧缩减,到图书馆搬迁那年,大概从之前的337,335马克缩减到103,500马克。图书馆运转的这种财政“缩水”使得弗里茨·扎克斯尔考虑搬迁图书馆以及改变组织运行方式,以使整个图书馆不再依靠瓦尔堡家族的支持。38

    1932年1月5日之前,马克斯·瓦尔堡已经原则上同意图书馆搬离汉堡并且改变与瓦尔堡家族之间的关系,弗里茨·扎克斯尔在给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信中写道:“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相信对我们而言搬离汉堡更为妥当,马克斯·瓦尔堡也同意我的意见。瓦尔堡图书馆在古物研究方面可以完美地与罗马的考古研究院和赫兹哈里亚图书馆完美配合。”39 瓦尔堡家族美国方面的成员原计划将瓦尔堡图书馆出售,幸运地是图书馆最终没有被出售,但是到1932年寻求一个新的合适的地方安置图书馆变得十分紧迫。除了罗马之外,可能的搬迁目的地还包括佛罗伦萨、苏黎世、巴塞尔、莱顿、伦敦、纽约和耶路撒冷。1933年3月以后纳粹党对犹太人的压迫不断加剧,4月提出“重建职业公务员法案”(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这导致了大量犹太族的大学教授被解聘,5月10日开始大量烧毁相关作者的书籍,这一整年多方开始实施各种可能的保护措施避免瓦尔堡图书馆遭受破坏。由于图书馆大楼是由瓦尔堡的两位住在美国的弟弟保罗和菲利克斯提供资金建造,大楼产权归其两人所有,汉堡驻美国总领事承认图书馆藏书和设备的部分产权也归瓦尔堡家族的美国兄弟所有,因此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政治时局下,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产权关系使得图书馆免遭纳粹党破坏,借着馆际互借的理由搬迁到海外。经过瓦尔堡图书馆的代表埃德加·温德与英国方面谈判达成的协议,英国实业家、艺术品收藏家塞缪尔·考陶尔德(Samuel Courtauld)承诺为瓦尔堡图书馆搬迁到伦敦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实际的安置场地,图书馆和全体工作人员将在伦敦被重新安置,最初计划是存放三年,但每个人都确信图书馆将长期留在那里。1933年12月12日“赫米娅号”(Hermia)货船从汉堡离港出航,满载珍贵的图书去往英国,货船于12月15日抵达伦敦,之后第二艘货船紧随其后,两艘货船共载有60,000卷图书,还有图片档案、书架以及所有相关仪器设备。瓦尔堡曾在他的遗嘱中提到图书馆应该保持原有的那种独特排列书目的结构,这个遗愿被很好地执行了。图书馆最初被安置在伦敦的泰晤士大厦(Thames House)中,1934年5月图书馆作为瓦尔堡研究院重新开放,1937年搬迁到伦敦南肯辛顿区的大英帝国研究院(Imperial Institute),1944年被合并到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从1957年起启用位于伦敦大学沃本广场(Woburn Square)由查尔斯·霍尔登(Charles Holden)设计的新大楼,研究院入口门楣上仍旧刻着希腊文MNHMOΣYNH 40

    四

    自从瓦尔堡图书馆搬迁到伦敦后,对英国本土的艺术史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本土艺术史界的巨头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爵士在其自传中谈及了1929年1月19日在罗马的赫兹哈里亚图书馆聆听瓦尔堡发表的一场关于“仙女”(Nympha)的演讲:“瓦尔堡无疑是当代在艺术史研究上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并彻底改变了艺术史研究的方向。他的观点可以说是对莫雷利和贝伦森的形式主义或风格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动。但我敢肯定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从一开始,他的思想就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移动。他把艺术作品看作是象征符号,他认为艺术史家应该关注象征图像的起源、意义和传播……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明白了大约三分之二,但这已经足够了。从此以后,我对“鉴定”的兴趣变得只是一种习惯了,我全神贯注于试图回答困扰瓦尔堡的各种问题。我的专著《裸体》(The Nude)一书中令我感到最满意的部分“情念(Pathos)”一章完全是瓦尔堡式的。”41  虽然英国在艺术批评、艺术鉴定、艺术收藏、建筑史和古物研究方面具有历史久远的传统,然而由于这些领域缺乏完善、专业的艺术史教学体系支持,所以这些领域的研究在本质上都处于业余水平。近三个世纪内,主要得益于乔纳森·理查森(Jonathan Richardson)对数代豪华旅行者(grand tourists)的影响,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艺术在英国被更为严肃地对待。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关于老大师作品的私人收藏方面规模更大质量更高。一位英国绅士有望去欣赏艺术,但他不会去了解艺术品的文化背景。42

    尽管英国的大学在1869年就建立了艺术领域的斯莱德讲座(Slade Lectures),但是这些讲座与艺术史学科的讲座相比更偏重于艺术欣赏,旨在提高年轻人的艺术敏感性。这种情况直到1950年才发生改变,当时在肯尼斯·克拉克爵士的推荐下,瓦尔堡研究院的一位年轻学者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受邀到牛津大学的斯莱德讲座进行演讲。在标题为《图画与语词》(Pictures and Words)的演讲中,贡布里希试图说服那些内心对他充满怀疑的听众在看画的过程中应该尽力去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正如他所说:“当然,你可以只是像观赏一座山或一次日落那样去欣赏[艺术品]。但是如果你想理解艺术家想述说的内容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习他的时代和国度的语言。”贡布里希的这种要求观众深入文化方可理解艺术的主张直接来源于瓦尔堡开创的传统,1956年他的主张已经说服牛津大学的当权者去建立一个全新且永久的艺术史教职,他们并没有去任命一位在英语传统里的鉴定家,而是任命来自瓦尔堡研究院的埃德加·温德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首任系主任。温德已经在汉堡的瓦尔堡图书馆作为瓦尔堡的助手工作了好多年,并随同该图书馆一起来到伦敦。温德具有宏阔的智力兴趣,研究哲学和艺术史,他也主张要学习语言,在他1958年的专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Pagan Mysteries in the Renaissance)中的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文献都没有作翻译。更接近贡布里希以及瓦尔堡所提倡的偏重社会研究学术主张的人物是温德在牛津大学的继任者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虽然哈斯克尔不是瓦尔堡研究院正式毕业的学生,但他在1950年代初期深受该研究院学术氛围影响,在瓦尔堡研究院工作人员指导下花费了大量时间运用图书馆的图书和图像资源进行研究。43 

    除此之外,瓦尔堡研究院对考陶尔德研究院(Courtauld Institute)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研究院的大多数年轻学子都被温德的学识和魅力吸引而前去学习。考陶尔德研究院成立于1933年,主要依照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的模式建立,但其根源深植于英国传统,主要反映为贡布里希所警告的艺术与其文化背景相隔离的传统。考陶尔德研究院的核心资源是塞缪尔·考陶尔德(Samuel Courtauld)和费勒姆的李勋爵(Lord Lee of Fareham)的艺术收藏品,超过了当时德国任何一家学术研究院的艺术收藏品,罗伯特·威特爵士(Sir Robert Witt)和康韦勋爵(Lord Conway)的图像图书馆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家机构的收藏,但是该图书馆几乎没有关于历史、哲学、巫术、宗教、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书籍,然而瓦尔堡图书馆在这些领域的藏书非常丰富。考陶尔德研究院的教职人员与其第一任院长威廉·乔治·康斯特布尔(William George Constable)一样,多数是鉴定家,一直到欧洲大陆的流亡学者的到来,特别是那些跟随瓦尔堡图书馆一起从德国搬迁到英国的那批学者的到来,这种师资结构才发生改变。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瓦尔堡研究院当时的院长弗里茨·扎克斯尔。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在1939年成为考陶尔德研究院第一任代理院长,1947年成为院长之前,在1930年代中期一直和扎克斯尔一起在瓦尔堡图书馆工作。战争期间从波兰来的乔治·扎内奇(George Zarnecki)也曾和扎克斯尔一起共事,在考陶尔德研究院任职之前完成了论英国罗马式雕塑的博士论文,他最初成为了一名康韦图书馆馆员(Conway librarian),1961年担任考陶尔德研究院代理院长。44 

    瓦尔堡研究院是一个重要通道,把那些在艺术史学科受过专业训练的严谨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艺术史家引荐到考陶尔德研究院,虽然奥地利人约翰内斯·王尔德(Johannes Wilde)也扮演了类似重要的角色,他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艺术史,最初于1947年任考陶尔德研究院的高级讲师,后任代理院长。瓦尔堡研究院对考陶尔德研究院和英国的艺术史其他方面的贡献在于同意把享有盛誉的期刊《瓦尔堡图书馆演讲》(Vortra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重新命名为《瓦尔堡和考陶尔德研究院期刊》(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还有《瓦尔堡图书馆研究》(Studien der Bibliothek Warburg)更名为《瓦尔堡研究院研究》(Studies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相当于把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带到了英国艺术史界。然而考陶尔德研究院并没有全盘接受瓦尔堡研究院的学术主张,尽管德语世界最好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在此被开展,但是考陶尔德研究院的关注点仍旧是其创建者关注的:鉴定、形式问题和风格研究。45

    考陶尔德研究院的优势、劣势只有到了1960年代才变得非常明朗,当时,按照萨默森委员会(Summerson Committee)的建议,所有艺术院校都要聘用受过训练的艺术史家,于是艺术史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当这门新兴学科在诸如曼彻斯特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华威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设立的时候,均效仿了考陶尔德研究院的做法,但是院系领导和多数教员对艺术的文化背景研究不感兴趣。只有两所研究院保持与瓦尔堡研究院一致,一所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该学院距离瓦尔堡研究院新楼只有几百码。瓦尔堡研究院的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和贡布里希先后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斯莱德美术学院担任德宁·劳伦斯教授(Durning Lawrence Professors),他俩的继任者为利奥波德·埃特林格(Leopold Ettlinger),他也是一名德国流亡艺术史家,曾于1938年加入瓦尔堡图书馆工作,实际上一直和扎克斯尔共事。埃特林格于196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了独立的艺术史系,1971年卸任后继任者为约翰·怀特(John White),尽管怀特是在考陶尔德研究院学习的,但从他的学位论文可以看出深受瓦尔堡式的影响,该论文于1957年以标题《图画空间的产生与再生》(The Birth and Rebirth of Pictorial Space)出版,该书是对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术的一项研究,也是对瓦尔堡研究院所关注的领域即古典传统的一大贡献。深受瓦尔堡研究院影响而建立艺术史系的另一所院校是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该校1967年创立艺术历史和理论系。该系的名称显示了一种全新的主张,即把艺术和心智活动联系起来,该系的构想是由系创始人约瑟夫·里科沃特(Joseph Rykwert)提出,他是遭希特勒迫害从波兰流亡而来的艺术史家,在建筑方面受到鲁道夫·维特科夫尔的思想影响。不像其他学校的艺术史系注重研究生的教学,里科沃特于1969年聘请了迈克尔·波德洛(Michael Podro),波德洛也是流亡者的后代,曾经学习哲学以及在瓦尔堡研究院任讲师。另外还任命了许多曾在瓦尔堡研究院工作过的学者,包括汉堡瓦尔堡图书馆的学者托马斯·普特法尔肯(Thomas Puttfarken)。46

    鲁道夫·维特科夫尔的专著《人文主义时期的建筑原则》(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an Age of Humanism)是1949年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瓦尔堡研究院研究”(Studies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系列丛书中的一卷,该书成为了二十世纪论艺术最有影响的专著之一。该书是首部将主要建筑与其设计者的文献相关联的著作,这在本质上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建筑理论的领域,这成为了瓦尔堡研究院对英国最重要的学术礼物之一。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之都充满热情,这直接或间接地促动了一批学者成为建筑理论家,包括约瑟夫·里科沃特、雷内尔·班纳姆(Reyner Banham)、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罗宾·米德尔敦(Robin Middleton)、 科林·洛维(Colin Rowe) 和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其中大部分后来都去了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许多人在后现代主义建筑队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7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cUQEUDq7vNu3sKAV7zbE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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